如果说一名普通的医护工作者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不幸去世带给我们的是深切的悲痛和遗憾的话,那李文亮医生的过世却如同一颗炸弹点燃了民众内心累积的愤怒,引爆了一颗席卷所有媒体的炸弹。

先不说李医生的事情,先说说另外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二十七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二十岁。几十年间,在这堵“隔离人民的墙”下面,先后有三百位东德逃亡者被射杀。……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拾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 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处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根据部分的考证,确有此事发生,但最终以故事的口吻表述,内容未必全部为真。这点我们不必多考究。


借着这个故事,我想聊聊李医生因造谣被公安机关训诫的事情,而这个正是我们感到悲愤的地方。事实证明,李医生是正确预报疫情的最初的几个人之一。而在当时,却因为这样的言论被公安训诫。我们已经习惯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但没有任何一次让我们感到比这次的,更加恶心。


我说,这是我们政治体制的悲哀


李医生说的话有错吗?没有。他按照自己的判断说出了他理解的事实。

公安对网络上造谣的信息进行打击有错吗?没有,中国式政府就是家长式的政府,你可以归咎于民智未开、巨婴,但我们每一人确实把相当一部分的责任下放给了政府去承担。民众自己不做的,政府替你们做了。

公安训诫李医生有错吗?放在当时,也未必。公安不懂医疗,无法确定是否确有其事。毕竟,这是最早传播信息的那批人。

负责具体事务的民警有错吗?没有,他们只是按照上级吩咐的规矩来办事。他们不想深究原因,只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完。


每一个环节都是形式正确,但结果就是彻彻底底的错误


如果时间可以倒退的话,我内心多么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一位底层的公安民警在了解到发布该信息的原因之后,经过思考,不仅对李医生网开一面,而且还主动上报该信息给上级。上级将信息与各个政府机构共享。疫情在早期就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但,呵呵,不存在。


我说以上的这些话,并非是为了洗白公安在这件事情中的责任。而是我想讲,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看似都没有犯错,都按照规定办事,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但所有人都没有动脑,做事都没有经过自己的「 良知」来判断,最终导致了这样的悲剧。按照现在的体制,螺丝钉们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问责肯定问责不到他们的头上来。所谓的懒政,说的就是如此。

我们的国家机器坏了。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对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重视。我也真切希望国家机器从这件事情中吸取一些教训,避免下一个“李医生”的悲剧。

如果这件事情只能引起大家对国家机器的口诛笔伐而已,我还觉得有一丝遗憾。李医生事件带给我们的,应该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什么是谣言”、“谁有定义谣言的权利”的一次社会大讨论。再从这个讨论,引申出来“言论管制的边界在哪里”诸如此类的话题。这个,远比媒体给他安一个“吹哨人”的美名来得更为有意义。

李文亮医生,谢谢您,一路走好。